山西文史:阎锡山眼中的山西商人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以都督兼山西省长独揽全省军政大权后,开始依照他的治晋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整理村范就是这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阎锡山在分析了当时山西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后认为:民国以来,山西商人已构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气,没有商人的支撑,山西的任何社会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由此,他把商人与绅士、读书人放在一同平等看待,作为他进行改革依靠的中坚力气,“商人是社会的中坚”。

阎锡山之所以把商人作为他维护改革的社会中坚力气,其原因是:一、自清政府确立以工商立国为振兴工商的政策后,商人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利益从法令上得到确认,他们的社会位置日渐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位的排位坐次发生了动摇,开始向着四民对等乃至于四民向商的方向开展,到了民国时期,虽然山西的钱庄、票号式微,商业一度凋谢,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有所萎缩,但因为本来基础雄厚,市场广阔,所以从整个社会看从商的社会氛围并没有削弱。据文献记载,当时当地绅士、商贾大户,以及官宦人家子弟,“不入官场,便入票号”。如工商业较发达的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一带,一般人家都把商贾与读书人、官吏相提并论,“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从事工商业与务农、读书、当官一样,皆可以治生,皆可以定志。正像阎锡山所说:“山西一等人多做生意,第二等人才去念书。”据《晋绥社会调查年鉴》载,在20世纪初期,山西按全省总人口均匀核算,每70人中就有1个从商人员。单从人员数量上看,商人就已构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气。

二是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信息灵通。山西商人为了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保护本身利益,抵制外商侵略,他们不只在同行中建立了许多行业公会组织,如粮行、油面行、典当行、酒行等,并且跟着商人实力的开展,他们在全国各大商埠先后建立了许多团结同乡商人的会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这种以联同乡之谊,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同舟共济,彼此支撑,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商业组织,不只维护了商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把全国各地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回来。为此阎锡山动员他们参加到社会改造中来,“社会是我们一同的组织,商人也应该管事”。

三是山西商人在长时间的商业活动中知道到政府有高于一切经济活动的特权。任何商人,不管其资产有多雄厚,却没有资历独立强大到可能侵略这种特权的境地,也就是说,任何商业交易行为都有必要受官方的监督,都有必要有官方作为后台,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法从官方那里寻求支撑与照顾,官方也从商人的商业行为中得到优点。这种官商利益亲近的一致性,抉择了山西商人与官厅有千丝万缕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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